假如没有爆发英国内战，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革命，假如爱尔兰没有分裂，假如英国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假如希特勒没有进攻英国，假如希特勒战胜了苏联，假如苏联赢了冷战，假如肯尼迪没有遇刺，假如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反对这类假设（或者说“反事实”提问）的理由很简单：何必要问这种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那些压根儿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根本没有必要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懊恼，“事后诸葛”不过空谈而已（至于杞人忧天则更没有意义了）。

针对这种质问的回答之一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会不停地这样提问。假如我注意限速或者没有醉驾会怎样？假如我没有邂逅现在的妻子（或丈夫）会怎样？假如我下注的不是这匹马而是获胜的“红朗姆”会怎样？我们似乎很难不去想象另外一种场景：要是这样做了或没这样做，会有怎样不同的结局……我们会去想象，假如自己没有犯这个错会怎样，或者假如自己未能避免某个险些出现的错误又会怎样。其实，不能简单地认为有这些想法是做白日梦。我们当然知道时间不可能倒退，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重新选择。但反事实地设想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学习。因为在作出有关未来的决定时，想象不同行为的可能结果可以为我们提供思考的基础。所以，分析和比较已发生事件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确是有意义的。

好莱坞不厌其烦地用语法学家们所说的“虚拟条件”（没有X，就不可能有Y）来吸引观众。在弗兰克·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It’s aWonderfulLife）中，吉米·斯图瓦特的守卫天使在他接近死亡的边缘时拉住他，让他看看如果自己没有出现，这个世界（至少他的家乡）会是多么糟糕。《时光倒流未嫁时》（PeggySue Got Married）以凯瑟琳·特纳步入中年后对婚姻对象选择的懊悔为中心展开故事的叙述；而在《回到未来》（Back totheFuture）中，迈克尔·J·福克斯难以抵抗回到过去的诱惑，差点儿糊里糊涂地让未来会成为自己母亲的洛莲爱上自己而离开父亲乔治。克里斯托夫·里夫版的《超人》里，在地震中痛失女友的超人让时间逆转，将她从“未来”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而就在前一秒他和观众才刚刚目睹了这场灾难的发生。科幻小说作家们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样的幻想。例如，在约翰·温德汉姆的《随机寻找》（RandomQuest）一书中，物理学家科林·特拉福德被投入与现实世界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身处其中的特拉福德发现自己是一个小说家，娘娘腔，喜欢虐待妻子。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在雷·布莱佩利的笔下，一个时间旅行者返回史前时代不慎踩死一只蝴蝶，结果导致整个世界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当然，就学术研究来看，好莱坞和科幻小说难登大雅之堂。不过，这类主题也吸引了一些相当有名的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在其德文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TheMan without Qualities）中，对人类的反事实思考倾向有大段思考：

如果存在所谓的现实性（谁都不会怀疑这一点），那么就必然存在可能性。任何一个能够感知到可能性的人都不会说某事已发生、将要发生或必然发生。他会略作思索，然后说某件事可能会或应该会发生。如果有人告诉他某件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他会想：嗯，好吧，不过这事也大有其他可能。所以，对可能性的感知完全可以定义为思考事情发展的潜在可能、平等看待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能力……（因为）可能性还包括……上帝未曾显露的意图。一种可能的经验或真理并不等同于现实的经验或真理减去其“真实值”……在推崇可能性的人看来，可能性是一种神性的体现，饱含激情与崇高的精神，是对乌托邦式理想的执著，从不在现实面前屈服，现实反而……更像是一种虚构。

不过，正如穆齐尔提到的，总还是有人质疑这种对可能性的推崇：

很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倾向的结果常常会让别人的喜好与禁忌都显得不合理，甚至连是非判断都显得不重要了。据说这些可能论者活在一个更精致的网络里，朦胧的幻想、想象、假设无处不在。一旦这种倾向在孩子身上有所表现，人们立刻就会想方设法地去消除它。当具有这种倾向的人出现时，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是疯子、胆小鬼、自大狂、吹毛求疵者或者幻想成癖。当需要对这些可怜的傻瓜表示赞赏时，人们有时候会管他们叫理想主义者。